■人物档案

　　饶芳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祖籍：大埔茶阳主要经历：1934年生于广东汕头市，曾在大埔茶阳念小学，在大埔中学、汕头聿怀中学和华侨中学完成中学教育。195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先后在哈尔滨电机厂、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工作。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成就：长期从事水轮发电机的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曾参与设计或负责安装国内云峰、刘家峡、龚嘴、丹江口、龙羊峡等大型水电站水轮发电机工作，解决了水轮发电机很多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发电设备打入国际市场作出了贡献。

　　“我是客家人，我的故乡在梅州”

　　记者 (以下简称 “记”)：您在汕头出生、长大、求学，但几年前一 位潮汕作家 想将您 编写进潮汕籍名人录时，您却拒绝了，您说您是客家人。

　　饶芳权院士 (以下简称“饶”)： 我的祖辈是客家人，老家在大埔茶阳，我祖父是清朝的秀才，戊戌变法取消科举后，他成了教书先生，是大埔中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到汕头商船学校教书，全家 便搬到了汕头。1911年祖父病重，坚持要回家乡大埔去，祖母便租了条木头船把他运回大埔，船上没有医生，祖父硬是挺着回到了老家，没多久便死在了家乡。叶落归根、乡土观念，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更是客家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祖父不例外，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在汕头出生，并在那里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但我一直认定自己是客家人，我的家乡在梅州大埔茶阳，这个认知，是融入我血脉，永远不会改变的！

　　记：您对家乡很有感情，您在家乡生活了多长时间？

　　饶：我的童年很大部分时光是在大埔茶阳度过的。我祖父死后，祖母在家乡艰难地把儿女拉扯大，直到我父亲中学毕业后在汕头找到工作，才又回到汕头生活，一直到1937年日本人打来，为躲避战乱，祖母带着我们逃回大埔老家，那时我才4岁，八年抗战，我就在茶阳生活。我11虚岁考上大埔中学，读了一年，1946年就到汕头读书了，建国后我曾回茶阳住过一年，我最后离开大埔是在1951年暑假。直到2001年再回大埔已经相隔60年。

　　记：对家乡，您有着怎样的记忆？

　　饶：当时茶阳是大埔县城，我家住的那条街，还有另外一些街都是做生意的，感觉很繁华。印象中家乡人都很纯朴，小小山城风光非常美丽。60年后重回故乡，县城已搬到湖寮，茶阳显得萧条，印象中热闹的街道已面目全非了。

“中国人要相信自己，不要迷信‘进口’”

　　记：您高考的时候报了电机工程专业，这个选择是因为兴趣吗？

　　饶：1952年，我从汕头华侨中学毕业，按自己的兴趣，我打算选外国文学，父亲却希望我学医。当时我国正开始经济大建设，急需人才。我们这代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热血沸腾，一心要走工业强国之路。当时非常强调全国电气化，因为列宁讲了，共产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加上抗战刚胜利时，国内曾做过一阵 “三峡梦”，大谈美国的TVA和中国的YVA，我想该由我们这代人来圆这个梦了，就瞒着家里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读完二年级要分专业时，听了哈尔滨电机厂吴天霖工程师的报告，他介绍了当时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官厅10兆瓦水轮发电机，我就下决心选了电机专业。

　　记：听说您大学还未毕业就参与了三峡论证。

　　饶：是的。1958年春，我还没毕业，就被派到哈尔滨电机厂搞勤工俭学，在设计科帮着画了一点新安江水轮发电机的零件图，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的最大机组，还请了不少前苏联专家来指导。就在这时，国内兴起了建国后第一阵 “三峡热”，学校把有关的教研室都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攻关，我被召回去和老师们一起搞三峡论证。回想当年，头脑发热，那时手头资料甚少，只知道一点美国大古力、日本田子仓之类100兆瓦级的发电机的数据，新安江机组还在纸上，什么热弹性绝缘、高强度钢板之类都还在试验中，我们却在这种基础上把三峡机组越论越大，最高说到单机1300兆瓦。但“梦想”遇到现实就破灭了，“大跃进”出来的产品装在电站上毛病不少，维修更换的工作量大得很，所以国产机组遇到了信任危机。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技术问题要实事求是，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少事，不能蛮干！

　　记：三峡工程没有上马，您之后接下了不少重大项目，如云峰、刘家峡、龚嘴、丹江口、龙羊峡等大型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的设计工作，能说说其中的故事吗？

　　饶：1976年，我到黄河上游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龙羊峡，准备承接国内最大的单机功率320兆瓦的水电机组任务。虽然在此之前国内兄弟厂家制造过一台300兆瓦的机组，但运用后用户很不满意。把任务交给了我们后，用户心里很不踏实。在龙羊峡机组试制过程中，我们吸收了国外的经验、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采取了一些保证质量的措施，四套机组陆续顺利投入运行，性能很好，得到用户的好评，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川二滩电站兴建时，本以为凭我们研制龙羊峡机组的经验，再采用一些新技术，完全有把握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550兆瓦的机组。可惜的是，我们在用户的招标书面前，成了没有投标资格的厂家，只好做外商的分包商。以后又有几个大工程的机组招标，在招标书中设定的“横杆”面前，国内厂家还是没有资格参加，只好站在旁边看着外国人在我国的战场上厮杀。更可惜的是，经过几次反复论证，三峡工程终于决定上马了，但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进行工厂大改造来适应三峡工程的需要时，我们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记：在当时国人不相信“国产”，大搞“进口”的形势下，您和您的团队一次次用行动打破“不信任”，甚至在1980年还参加了美国的投标，为美国提供了三套水轮发电机，是什么让你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饶：我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总觉得比外国人低一头。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水平和能力都超过了外国人，但是一些中国人不相信自己，什么都请外国人来。一切都靠 “引进”，那我们搞科研开发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开发工作还有什么动力？我们自己的科研队伍怎么能成长？我就不信做不赢外国人。就是这样的信念，让我和我的团队坚持要靠自己，走自己的路！事实也证明如此。我当总工程师的时候，有关部门决定上海负责引进300兆瓦的火力发电机，哈尔滨负责引进600兆瓦的，我们东方厂要等国外引进后照着做。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有了自己设计的300兆瓦的，那时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搞一半停下，另一条是我们自己继续做。我当时就决定继续走下去，后来我们自己的产品先出来，而且性能不比引进的差。这时又有人提出来请美国人指导我们重新设计一个统一的300兆瓦的机组，放弃我们原来的设计，我坚决不同意，为此把原计划给我们东方厂去美国培训的指标全部取消，但我就是不为所动，根据我们造第一台的经验，改进制作出第二台东方300兆瓦机组，结果比他们做的更好，还获得了国家奖。

　　记：通过自强不息，您高考时的“三峡梦”最终也实现了。

　　饶：三峡最后上马的时候，我快退休了，没法自己去做，但对我来讲，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 “三峡梦”——我工作几十年，为提高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水平出了力，我原来所在的东方电机厂为三峡提供了发电机，而且三峡机组的设计招标，我参与了讨论，最后选定外国人来做，外国人设计图纸出来了，三峡公司邀请我跟他们公司一起到巴西去参加审查图纸，这些过程我都参与了，但到我们中国厂做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厂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