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重庆唯一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慨然赴死;一个乃红岩大有农场的主人，在抗战的困难时期为共产党、南方局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饶国梁、饶国模兄妹，为了民族独立、民主共和赤诚奉献。邓颖超同志提到饶国模时曾说:“没有刘太太，哪来我们的红岩哟！”

革命之家　兄妹情深

　　自饶氏兄妹先祖从贵州迁四川以来，就住在大足云路场，乃耕读世家。父树奇好读书，会文章，因希望子女将来能成为社会栋梁，国人楷模，遂取其名为国栋、国梁、国材、国模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弱民贫，加上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救国济民，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打破思想的禁锢、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纷纷踏上革新之路。

　　在革命斗争高潮迭起的大足，思想进步、追求上进的饶家子女也加入了新旧变革的时代洪流中。长子饶国栋，在光绪末重庆府师范学堂读书时，参加了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次子饶国梁，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三子饶国材，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对大足县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女饶国模于1938年将重庆红岩嘴农场部分房产租给八路军设立办事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饶氏一家，包括子侄饶友瑚、刘文化、刘参化、刘纯化、刘圣化等，也多系解放前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堪称跨时代的革命家庭，故县人称其为“革命之家”。

　　饶氏兄妹几人感情甚笃，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影响、相互勉励。国梁与兄国栋曾相互赋诗言志:“曹植成诗心如焚，豆萁煮豆泪满襟。不学曹丕窝中斗，要做苎麻拧成绳。”兄也曾回赠:“哥哥不敢妄称栋，弟弟却可巧作梁。家山梦远有国材，驰书莫把兄妹忘。”

国模比国梁小七岁，她称国梁为二哥，国梁则称她四妹。国模深受时代及二哥济世救国志向的影响，在心灵深处打下了民族、民主和爱国的烙印，成就了一段兄妹相继奉献革命的佳话。

　　黄花岗之役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等人创立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同盟会集结有识之士组织发动了一系列起义。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起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

　　1911年初，黄兴受同盟会首领孙中山委托，执行1910年11月槟榔屿集会关于广州起义的决定。起义原定4月13日举行，不料8日广州铁路工人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广州城戒严，致使革命党人员和军械集中困难，于是决定延期至4月27日。其间，除负责基干外，其余选锋队三百余人回港待命。这样，留广州的革命党人只有一百多人。

饶国梁

　　辗转昆明、沈阳、上海、香港等地，不断追寻革命道路的饶国梁被选为起义“选锋”（敢死队队员）之一。他本来也计划于26日晚乘船回香港，但轮渡乘客拥挤，无法登船，故而返回。27日一早到机关，才知道起义仍按原定计划于当天下午举行。

　　在起义时间紧迫、人员难以集中这样危急的情况下，饶国梁毅然决然地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编入“选锋队”喻培伦分队，计划扼守莲塘街，确保进攻总督署的胜利。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兴带领留在广州的革命党“选锋”百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督署。喻培伦、饶国梁等率领的川、闽及南洋党人则往攻督练公所，以堵截援敌。起义军放火焚烧督署衙门，闻讯赶来的清兵逐渐包围了过来。饶国梁等人路遇防勇，散入街道店内，利用走廊、墙壁、柜台等作掩护，阻击清兵。因损失过大，而清兵援军又不断涌来，革命党人只得且战且走。饶国梁走最后，与大队失散，行至北大门，因道路不熟，误入到清兵营内。清兵边开枪边包围，饶国梁不断还击，不幸手臂中弹负伤。清兵乘机扑来，饶国梁仍奋力搏斗，终因伤重，弹尽力竭，为清兵所擒，并于4月30日遇害。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将收殓到的72具革命党人遗骸，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改名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先生曾撰文称，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清政府为镇压革命，曾提审被执的革命党人。饶国梁面对审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怒斥清王朝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不谈革命党事，但求速死。问官为之叹息，饶国梁道:“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饶国梁牺牲时，年仅23岁。

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

　　二哥国梁遇害的消息，是由在国民党大足县党部任职的大哥饶国栋带回家的。其时，饶国模16岁，即将从铜梁女中毕业。国模崇敬二哥国梁，不仅因为二哥天性聪颖，更重要的是二哥有一股凛然的正气，年纪轻轻就胸怀济世救国之大志。国模为二哥捐躯革命既感到哀痛又敬佩和自豪。二哥曾提过，西洋、东洋诸国之所以国力强盛，皆得力于国民素质高，国民素质高的原因又概因其国民受教育程度高。于是，1912年，饶国模只身来到成都，顺利考入了创办不久的益州女子师范学校。

饶国模

　　饶国模到学校后，立即与新思潮为伍，追随校长、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崔觉民，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冲锋陷阵，带头实践。先在同学中开展剪辫子、放缠脚;后反对包办婚姻，身体力行，自由恋爱，还用全新的婚礼仪式，与铜梁籍学生刘国华结婚。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的饶国模，先后在威远、铜梁和大足等地小学任教。

　　1919年随夫迁居重庆后，饶国模又积极从事妇女运动。而丈夫刘国华因逐渐沾染旧官场恶习，与饶国模发生矛盾，造成夫妇感情破裂。饶国模带着三个子女，坚强地独立生活。

　　通过实践，饶国模认识到没有经济实力，无论是搞教育救国还是开展妇女运动，皆无法走通，于是转而追求和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为此，她曾和八个女朋友创办了上海女子工业社四川分社。后来，四川军阀政府发动私人投资开垦重庆郊区的荒地，饶国模将多年积存的款子取出来，购买了化龙桥附近的二百多亩荒山沟，创办重庆红岩嘴农场，打算搞自己熟悉的农业。

　　聘请农艺师、亲自学农务农，饶国模通过艰苦创业，农场逐渐有了起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关心国事的饶国模忧心忡忡。在重庆各界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时，她将准备扩建农场的二期建设资金全部献出，创下了当年重庆的个人捐献数额之最。

　　经过五六年的辛勤经营，饶国模的农场已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远近闻名。她干脆卖掉曾家岩“知还山馆”，在农场里修建起一栋住房，带着追求革命进步的三个儿女，离开闹市，以场为家，更认真地经营起农场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溃千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成了鲜明的对照，饶国模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其间，她曾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四出奔走，广泛发动妇女爱国，赶制棉衣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

　　这时，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侄女饶友瑚、堂侄刘文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出入她家。得知自己的子女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时，她更十分欣慰，女儿夏静(刘纯化)曾回忆说:“当母亲得知我们三姐弟参加了共产党，还特地办了一桌好饭菜，表示祝贺。”

通过办农场，饶国模“实业救国”的理想得到逐步实现。但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农场将迎来如此尊贵的客人，能为抗战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

　　红岩房东

　　1938年初，华北、华东城市已大片沦陷，抗日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考虑到重庆在南方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组建八路军通讯处。1939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同志到重庆后，改通讯处为办事处，其机关仍然设在原通讯处的城内机房街70号，机要电台和一部分人员住在棉花街30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就秘密设在办事处内，对外只称办事处，不提南方局。

　　随着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增加，原机房街和棉花街房屋不敷使用，而且地处闹市又分散办公，既不利于工作也不方便防空。周恩来遂指示南方局和办事处钱之光等同志另觅合适地址。

　　说来也巧，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怡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同时找房子，又同时发现饶国模的农场是最理想的场所:树木多，住户少，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房子在两山之间又有利于防备日机空袭。

　　饶国模听说她的农场能够帮共产党解决办公地点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组织、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欣然同意。她不仅同意，而且立即划出房基地，帮助设计，代垫建筑费用，亲自出马购置建筑原材料，又从大足、铜梁家乡请来工匠，及时破土动工。当时负责组织建房的蒋泽民老人曾回忆:“建筑材料，有的要到山下去买，大部分则要过嘉陵江去采购。重庆多是山路，刘太太年龄大了，人又发胖，来回都坐滑杆，速度较快。无论上山还是下山，我都跟在后面紧跑，累得气喘吁吁。她坐在颤悠悠的滑竿上，常常回过头大声喊:‘慢点，小伙子，慢点……’”

房屋未修好前，饶国模还先让出两层楼和一幢草房给董必武、何莲芝、博古、凯丰等同志隐蔽居住。周恩来、邓颖超等南方局和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到红岩嘴来躲空袭的时候，都在饶国模家里住过。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连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机房街的办事处被炸毁，棉花街的宿舍被烧，全体人员只得连夜迁向红岩嘴。在此情形下，饶国模又把两幢农工住的平房挤出来，不够的再搭上席棚，安顿办事处全体同志，并为其烧水做饭。钱之光、童小鹏等昔日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曾撰文称:“当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而满腔仇恨的时刻，得到饶国模一家的热情关怀，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红岩嘴住下以后，全体人员很快恢复了紧张的工作，并积极参与建房。这年冬天，农场的山坡上矗立起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统战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司令部，名震中外的红岩小楼。

　　楼房竣工后，公开挂出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敌人也开始找饶国模的麻烦。幸亏周恩来思虑周全，草签有一纸租房协议，使饶国模有恃无恐，说:“谁给钱，我都租房!”其实八年时间，她一分房费也没收过。相反，不久国民参政会在左边建办公大楼，她却收了那房费，转手用来支持共产党抗日。

　　来往于延安和南方各省的干部要在办事处住宿、学习;在前线、延安工作和南方各省做地下工作的干部要培训，这既需要场地，亦需要招待所;一些同志带有孩子，还有一些同志结婚后生了孩子，需要托儿所;干部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少人生了慢性病，没有钱，也无法在外面就医、疗养，需要疗养所;一些同志病逝、牺牲后需要墓地;大家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生活，需安排锻炼身体的场所;生产自救需要菜地……如此等等，饶国模都一一给予解决。在红岩嘴农场院内，她让房、划地先后办起了招待所、托儿所、篮球场;在附近把最好的土地拨给办事处种菜，又把距红岩二十里的高峰寺梨子园的房子给办事处作了新华印刷厂和干部疗养所;还把小龙坎福元寺的产业地拨了一部分作八路军公墓……

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家中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在重庆对我们的帮助，真可说得上生老病死，无微不至。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断绝了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办事处经费发生困难，一时连开饭也发生困难。饶国模知道后，偕同儿子到市中区向一姓陈的亲戚借贷，将大小钞票装了一麻袋，母子俩背回红岩，交给办事处救急。当借贷无门，她竟暗中将梨子园的梨树砍来卖了，让农场工友到铜梁买了大米，运回供办事处的同志食用。周恩来知道后，十分感动，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广栽果树，以感谢饶国模那样的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

　　此外，饶国模还利用自己两个哥哥是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丈夫也是国民党员的背景，以及自己“农场主”的特殊身份和广泛的中上层社会联系，援助同志，掩护革命。

　　1940年“三八”妇女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邓颖超发表演讲，号召团结抗日，饶国模也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中有两个女记者很进步，邓颖超、廖似光除邀请她们参加会议，写新闻报道把共产党的政策传达到国内各地“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外，一些方针政策和有关工作，还和她们研究，希望她们参与。但邓、廖的共产党人身份却不宜与这二人长期联系，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饶国模。饶国模不负众望，经常与两位女记者联络，使那两位女记者写出了许多宣传共产党观点的报道，在国民党报刊发表。

　　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等6个同志经办事处去延安，刚到未接上头，饶国模便以家作接待站。刚安排住下，特务便来纠缠，她一面与特务说理，一面派人报告办事处，后钱之光出面申明是办事处人员，在此等车去延安，特务方无可奈何离去。

　　1945年，办事处人员增加，最多时达到近二百人，住的地方很挤，吃饭都在草棚里。办事处的同志与饶国模商量，再建造一座楼房，楼下做礼堂兼饭厅，楼上做宿舍，饶国模一口答应并热心帮助。第二座楼建成的时候，正好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礼堂第一次使用，举行了欢迎毛主席的文艺晚会。毛主席听周恩来讲了饶国模的情况后，决定宴请饶国模，表示对她多年来的感谢。后饶国模通过周恩来回请毛主席，毛主席也一口答应了。

　　在红岩嘴的八年时间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饶国模亲密无间，情同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46年五六月间，同志们离开重庆到南京时，都对她依依惜别。董必武在临行前曾写下《题赠饶国模女士一绝志谢》的七言绝句:“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附有题跋:“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志谢。”

董老将写好的诗献给饶国模后，饶国模恳求他给农场取个名字，董必武想了想，说:“以地名定，叫红岩嘴农场;若以建场的地位、作用，却象是大家所有的农场，就叫大有农场吧。”于是红岩嘴“大有”农场也就和它的主人饶国模一样，被载进了光荣的史册，成为不朽的名字。

迟到的党员身份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走后，年过半百的饶国模处于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仍与地下党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继续支持、掩护地下党的斗争。1946年元月，受党的派遣，胡南（胡启芬）从南京来渝，做地下工作，饶国模一个心眼地进行掩护和帮助，还在白色恐怖极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入党申请，并被批准。然而，饶国模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接上组织关系时，介绍人胡南就被捕入狱，英勇牺牲在渣滓洞。这使得饶国模的党籍问题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了一桩悬案。

　　直到饶国模逝世20年周年纪念时，童小鹏等四名中共中央部长级领导干部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她的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实现”，引起了当年四川、特别是重庆地下党尚健在负责同志的注意，在李维嘉、李玉钿等人提供有力证明的情况下，组织部作出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党龄从1948年2月起计算。

　　重庆解放前夕，在铜梁、大足暂避风头的饶国模秘密回到重庆，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后，饶国模被邀请参加军地胜利会师庆功大会，拥上主席台，被解放军指战员和地下党同志尊称为“革命的妈妈”。

　　1950年春，周总理邀请她到北京，特地在西华厅设宴招待她，曾在红岩工作的二十多位老“村民”欢聚一堂，一再感谢她的帮助。不久，在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那天，满怀深情的饶国模正式将红岩嘴的土地房屋无偿地捐献给人民政府，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仍是众人家”的愿望。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由毛泽东签署任命书，任命她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还先后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和第三届委员。1960年5月，饶国模在北京因脑溢血瘫痪，医治无效，不幸于6月14日病逝。全国政协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徐冰致悼词，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去了花圈。

　　20年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饶国模生前遗愿，把她的骨灰接回重庆，埋葬在红岩，并由许涤新题写“饶国模同志之墓”的墓碑，以志永久纪念。

　　带着对红岩的思念和不可割舍之情，邓颖超于1985年10月重返红岩，亲手把鲜花献在饶国模墓前，并在饶宅前驻足细看，动情地说:“我在这楼下的房子养过病，我的母亲、恩来的父亲在这楼上、楼下都住过……”

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奉献的人，人民会永远铭记。时光荏苒，其深蕴的光华将更深、更广地照耀着后来人。昔日的大有农场、如今的红岩革命纪念馆，每天都迎送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瞻仰者……

（文：杨山山，转载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人物长廊）

2009年05月07日，相片为本网站另下载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