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健，人称神奇将军，他经历了对国民党的五次反“围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其指挥的无数次战役中，从未打过败仗；他一人荣获四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在我军军事史上实属凤毛麟角。

说起丈夫饶子健的丰功伟绩，85岁高龄的王树芝不愿多谈，她更多的是回忆那些战斗中的细节。而在与王树芝的交流中，记者发现，原来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还充满了侠骨柔情…… 

50年代饶子健将军与夫人合影

与敌人的尸体共盖一条毛毯睡了一夜浑然不知

饶子健离家去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只携带了十五个铜板。这是他患病在床的母亲流着眼泪硬塞给他的，也是全家所有的积蓄。这一天，是1930年9月25日。

饶子健到部队的第一个身份，是炊事班的上士，主要任务是购买油盐柴米，管好账目，找好房子，保证部队一到达目的地就能宿营。“当时那个姓彭的团长就把他叫到身边，问他，会写字吗？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年书还没念完，学到的几个字，全忘了。团长就又问他，会写萝卜两字么？他想想，说，会写，团长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让他写。结果，他写错了，写成‘罗卜’了，团长看了看，说，‘行’，然后帮他把草字头给添上去了。”王树芝笑着说。

饶子健到部队后不久，蒋介石针对红军的“围剿”一波波袭来，饶子健就和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竭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给战士们把饭送到阵地上后，战士们吃饭，他们就端起机枪、步枪，朝疯狂反扑的敌群猛烈还击。

那个时候，能睡个安稳觉可不容易。一次，饶子健就和一具敌人的尸体睡了一晚而浑然不知。

一天晚上，部队在闽西高兴圩一带的战斗结束后，饶子健所在的机枪连奉命就地休息。极度困乏的战士们顾不上周围遍地都是敌人的尸体，倒地就睡，他与两个炊事员整理好挑子后，找到一块平地躺了下来。这时，饶子健见旁边有一个人盖着毯子睡得正熟，就凑过去悄声商量道：“哎，同志，沾点光。”说着就紧紧地挨着他，拉起毯子的一角，盖住自己的肚子，合眼就睡着了。早晨起床哨子响了好久，和他睡在一起的那人还没动静，他就推了那人一把，叫道：“同志，醒醒，天亮啦。”结果，毯子下面还是纹丝不动，饶子健一把将毯子揭开：原来是一具敌人的尸体！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饶子健已经成为红军的连长，战斗中，他无一例外冲在最前面，无数次与死神擦肩。一次战斗中，饶子健头部中弹，战友们以为他“光荣”了，准备取下他的武器。这时他醒了，拎起手枪就吼叫着往前冲去。

妙唱“空城计”，三百将士敌人眼皮底下全身而退

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凌晨，饶子健带领一个营300多人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挺进。就在前一天晚上，第五军政委黄超来找他，让他去支援攻打高台的军长董振堂。饶子健一头恼火。高台战役都打了快十天了，里面音信全无，这个时候没头没脑地去，而且只准带一个营，黄超到底想干什么？

第五军政委黄超系张国焘的心腹，为人阴险，善耍手段。这次董振堂受令带领三千多名战士出发夺取高台，黄超之前一不同他研究战术，二连电台都不许他带出去。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在临泽只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具体战况一无所知。黄超隔岸观火，既不派人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直到第九天，黄超才找到饶子健，命令他带一个营的兵力支援高台。

高台在临泽西北方，相隔约五六十华里，饶子健的部队沿着公路向西走了二三十华里，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都听不到了。凭经验判断，他感到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了。饶子健决定弄清情况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部队刚接近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中年人，饶子健忙上前打听高台的情况，他摇头说：“你们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家军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饶子健立即派小分队前去侦察。不到三小时，侦察兵就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前一天被敌人占领，我三千多将士全部阵亡。这边情况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分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们包围了！”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已被敌人占领，幸好，敌人搞不清饶子健方的情况，没敢轻举妄动，也躲在附近的土围子里。就这样，双方在土围子里互相喊话，对峙了一天，敌人的兵力在不断增加。

饶子健判断敌人可能会在第二天拂晓发动总攻，因此，晚上必须突围。夜色中，天气骤变，狂风肆虐、黄沙飞舞，正是突围的好时机。饶子健安排了三位战士，继续喊话，其他人沿着白天侦察兵侦察好的安全路线突围。由于飞沙做掩护，队伍撤离非常顺利。

天还没亮，土围子那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更早地发动了总攻。饶子健赶忙问那三个留下喊话的战士是否安全归队，得到证实后方放下心来。

敌人整整向那座土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在夜色中四面炮火一起狂轰滥炸，所以分辨不清土围子里到底有没有人还击。待第二天天亮时，敌人才知道中了“空城计”，而此时，饶子健带领300多名战士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临泽。

重返淮北的壮举奠定其名将地位

1947年1月上旬，华中军区确定组建淮北挺进支队，打过运河去，重建淮北根据地。饶子健任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

淮北路东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根据地。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那里。他们建立还乡团无恶不作，就连雪枫陵园也遭到了他们的践踏。“还乡团”惨无人道地扒开彭雪枫师长的坟墓，劈棺暴尸。

1947年1月18日，夜降大雪，饶子健带领支队三千多名干部战士强渡运河。此时，正是农历年关前夕，地主的“还乡团”正在忙着过年。饶子健和将士们站在一户地主的门前，很仔细地看着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放三千爆竹，把穷鬼轰开，几年来被小牲畜弄得我一双空手；下联是：点几炷清香，将财神请来，从今后望老人家保佑我十万缠腰。将士们一脚踹开大门，地主们吓得抱头鼠窜，留下一桌桌丰盛的宴席。

“打回淮北的日子是艰难的，因为国民党不断地在苏北各地清剿，将士们基本上都处于行军、打仗状态，吃不上一顿安稳饭，睡不上一次舒坦觉。”熟知这段历史的王树芝告诉记者，饶子健利用了敌人的矛盾，最终化险为夷，“苏皖边界，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是不统一的。他们就根据情况，在两省边境跳来跳去，拖疲敌人。”

饶子健率领挺进支队重返淮北1 年零2 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649 次，解放人口150 余万，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巨大贡献。正是率领淮北挺进支队重返淮北的壮举，奠定了饶子健在中国战史上名将的地位。

一场被误诊的疾病成就了将军的爱情

媒人李任之给21岁的王树芝介绍饶子健的时候，她一口回绝了。

那是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她给地委副书记李任之汇报土改工作。几天后，李任之就派骑兵给王树芝送来一封信，主要内容就是给她介绍对象，对方就是当时淮北党政军最高指挥员饶子健。王树芝从未见过饶子健，毫无思想准备。可当时骑兵就站在那儿等着她回信，她想了想，就回信说，自己才21岁，谈婚姻问题为时过早。

“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些女同志有孩子后，自己带不了，就丢到百姓家，可怜啊。另外，他是高级干部，我是一名普通干部，差距太大，怕别人说我高攀。还有，他年龄比我大多了，他大我17岁。”

1948年，元旦刚过，王树芝去轮训队学习，饶子健来给学员做报告。后来，两人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有一次，他来到我的住处，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本子，我以为是学习资料，打开一看，原来是他的个人介绍，很详细。我觉得他挺有心的。”

转机出现在1948年6月。

1948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王树芝突然发高烧超过40℃，医生诊断为回归热，而实际上，她得的是大叶肺炎。错误的诊断使得王树芝的病情在不断加重，她躺在小凉床上，被卫生员抬到了江淮军区卫生部。然而，卫生部的主要医生都上前线了，王树芝又拖了好几天，眼看就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饶子健出现了，他是到巡视团来看我，得知我生病被送到卫生部，就快马加鞭几十里赶到卫生部，又挨家挨户地找才找到我。我一看到他，眼泪就流出来了。”饶子健赶紧找到刚从前线下来的卫生部部长郭光华来诊断，对症下药。

1948年8月15日，王树芝出院了，随后她就去看望他。“就在这一天，我们决定结婚，我们打了报告递交了上去，以为最起码要好几天才能批下来，谁知道十几分钟后就批下来了。”王树芝乐呵呵地说。

王树芝与饶子健共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他是个好爸爸，大女儿出生时的所有衣服，都是他做的，他在参加革命前曾学了三年的裁缝。”王树芝回忆说，饶子健对孩子们的管教十分严厉。“不许孩子们说父母是做什么的。小儿子六岁半的时候，上了上海交大附属小学一年级，人家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孩子想了半天，说，我爸爸是学校看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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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957年,我国先后两次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其中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有178人，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313人，荣获一级解放勋章的有991人。但在全军同时能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将帅仅有144人。

1988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835名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饶子健将军一人荣获四枚一级勋章（如图），实属凤毛麟角。